会谈中对治疗师来说主要是运用提问的技术。
1、 循环性提问。
会谈常用循环性提问的方法，即当着全家人的面轮流而且反复地请每一位家庭成员表达他对另外一个家庭成员行为的观察，或者对另外两个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看法，或者提问一个人的行为与另外一个人的行为之间的关系。
如：“你妈妈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们家里的哪个人常常第一个去安慰她？”“按照您平时的经验推测，哪些人会对今天的会谈最感兴趣？”
由于这类拐弯抹角的间接提问在被问者的回答和其他听者的“内部回答”之间制造了差异，引起持续的比较和搜索过程，因而极具启发性、暗示性，有人将其称为“循环催眠”。
2、 差异性提问。
在家庭中由于某人生病，其他人自然会把注意力集中在症状上或消极方面而忽略其积极的方面。为了压缩症状和扩展无症状的时间、行为和场所，使来访者认识到症状性的行为的出现是有条件的，会谈时要特别注意提问“例外的情况”。
如：“孩子在谁面前很少或从来没有像那样暴怒过？”“请你比较一下，你的孩子在哪些情况下容易烦躁不安：是你一句话的意思重复说几次的时候，还是你放心让他去做的时候？”你估计一下，你哥哥几分之几像18岁的小伙子，几分之几像3岁的小宝宝？”
3、 前馈提问。
这是一种未来取向的提问方式。它将病态或某种行为的积极意义投射到将来。显然，前馈提问是一种资源取向的提问，是针对当前临床上习以为常的缺陷取向（或病理取向）而提出来的。缺陷取向将某些有人际意义的行为视为纯粹的障碍、病态，或是直线因果链上最后的个人性结局。这种认识有促进病态、使症状慢性化的可能性。资源取向却要求我们重新认识病理症状的功能意义及“病人”的健康资源。既往的诊治模式比较少地考虑行为与内心过程及家庭背景的关系，而资源取向则更促进病人的自立性，开发其主动影响症状的责任能力，将个人和家庭导向积极健康的新的生活模式。此种提问可以刺激家庭构想关于未来的人、事、行动计划等，故意诱导这些计划成为将会“自我应验的语言”。或者反过来，让有关人员设想在有诱发因素时如何使症状性行为再现，以便能诱导出家庭对诱发性因素的预防性行为。
如：“请你想像一下，如果我们今天的会谈确实有效，你明天会是什么样子？你完全康复了又会是什么样子？”“以你们对这孩子的了解，你们估计他为了得到那些当病人的好处，会在什么时候有下一次的发作？”后一个问题可称为预防性问题。
4、 假设性提问。
基于对家庭背景的了解，治疗师从多个角度提出有时是出乎家庭意料的疑问。这些假设须在会谈中不断验证、修订。并逐步接近现实。治疗师通过假设给家庭照镜子，即提出看问题的多重角度，让来访者自己认识自己，并有助于家庭行为模式的改变，促进家庭成员的进步，或者让来访者将病态行为与家庭里的人际关系联系起来。
如：“请你们二位设想一下，要是这孩子没有那些阵发性气喘症状，你们在两年前提起的离婚问题今天大概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了？”“假如从现在开始，妈妈不再去玩麻将，你爸爸把发火的机会会更多呢，还是会少一些呢？”
5、 积极赋予。
它是指对当前的症状、系统从积极的方面重新进行描述，放弃挑剔、指责的态度而代之以一种新的观点、这个观点从家庭困境所具有的积极方面出发，并将家庭困境作为一个与背景相关联的现象来加以重新定义。在重新定义的过程中，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情景是相对的，一种现象的意义也是相对的，依据问题的角度不同是可以改变的，而对于心理行为问题可以有多种角度，“横看成岭侧成峰”、“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例如对于口吃的来访者，治疗师可以说：“这是用简洁的语言表达最安全的信息的最好形式。”
6、 软化症状和去诊断。
这类提问是为了将来访者从标签化的病态中解放出来，解除病人角色。从语言学叙事动词的角度看，将动词的“是”，“我是病人”，改为“做”，“我表现得像个病人”；把“我的神经很衰弱”，改变成“他懒得动脑子”，暗示症状并不是人格结构中不可动摇的成分，也不是器质性病变的后果，患者仍然对症状有影响力。
具体的做法是，如向神经性厌食的病人提问：“你是什么时候决定每天只吃两勺饭的？”对长期被当作“癫痫”诊治，而实际上是癔症的来访者及其家人说：“我们今天宣布给你‘摘帽’了，以后再也不用担心那些禁忌，你像其他人一样什么都可以做了。我们把癫痫当作一顶帽子，你要是带腻了，或者头长大了嫌帽子小了，把它扔了就是，不必再担心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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